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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葉師傅聊到我覺得國內某導演現場教戲的方式有可能阻礙年輕演員發揮獨特性，我舉例看過的文章，說王家衛在《阿飛正傳》結尾場，看著飾演賭徒的梁朝偉演沒多久就叫停，說「你這是演員出門？還是賭徒出門？」可兩人當場也找不出答案，王家衛便叫梁朝偉找個賭徒問一問。有種不計成本的創作浪漫。

葉師傅當場打斷說「不，要談王家衛，精髓不在此」（用辭我不知是否耳誤），總之他接著八卦起傳聞中王家衛和所屬團隊運作上的重重黑幕，樓就這樣歪下去了。

以慢慢是圈外人了的心態，我任性地認為創作者最先應該負責的對象是觀眾而非影片工作人員，而王家衛以往的電影可說是不負影迷。支持自己這想法的類比是政府施政也應首重社會而非府院內部的利益。但是不久，腦中的「公平貿易」意識卻在另一頭反駁。

就像科技產品公司回應市場的需求，代價是中國代工廠工人跟剛果錫礦區礦工的災難。另一例，國際棉絨公司Olam在象牙海岸經營的軋棉廠，起步便積極改善設施跟工作環境，在當地惡劣的政局下兼顧了產品質量跟企業的社會責任。諸如此類。

即使非商業的電影製作，把藝術成就等同於企業獲利，或許它也不該置身公平貿易之外。這環境現在還是荊蕀滿佈。